这是导演王兵的第二个纪录长片。影片主要通过主人公和凤鸣的叙述,记录了中国从20世纪四十年代末到90年代一个个体经历的漫长而悲惨的经历。 1949年新中国成立,17岁的和凤鸣积极地投入到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去,她与丈夫一起在某省的日报社做新闻记者工作。1957年中国共产党发起反右倾斗争运动,她的丈夫在某省日报发表了三篇文章后被打成右派。她受到丈夫的牵连也被打成右派。 在长达几个月的批斗中,她忍受不了其他人对她的折磨几次自杀未成。晚上她回到家里,丈夫抱着她,眼泪第一次掉在她的肩上。这天晚上爱情的花朵开放在备受迫害、活着比死了更难的她们两个人的心里。 1958年4月,和凤鸣和丈夫分别被强制送往中国西部的两个劳教农场劳动改造思想。她在农场的两年半时间里,经历了超负荷的体力劳动、饥饿、死亡以及人格上的摧残。1960年,她接到了父亲的一封信,得知自己丈夫的生命危在旦夕,她想尽一切办法找到一些吃的,冒着大雪赶到她丈夫劳动的农场,然而,她的丈夫已经被饿死了。 纪录片《和凤鸣》剧照在以后的20年里,和凤鸣头戴右派帽子,带着年幼的两个孩子苟且偷生地活着,直至1979年被平反，1991年她重返自己丈夫死去的劳教农场,希望能找到丈夫的坟堆,然而最终她没有找到。 晚年的和凤鸣不畏惧周围的压力,用笔和泪水将自己痛苦的生活记录下来。 本片2007年在日本山形市举行的“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荣获国际竞赛单元大奖。
《和凤鸣》镜头始终跟随一位老人，她缓慢穿过冬日萧瑟的小巷，最终在破旧沙发上坐定。三个多小时的时长里，画面几乎静止，只有她的讲述如河流般蜿蜒向前。这种近乎固执的叙事方式，最初让人感到压抑，但随着她的声音逐渐渗入空气，一种奇妙的沉浸感悄然滋生。
她的故事从18岁开始说起。那时的她眼神明亮，对未来充满期待，与丈夫并肩奋斗的岁月被浓缩成几张泛黄的老照片。当反右倾斗争席卷而来，命运在她丈夫发表三篇文章后急转直下。牵连之下，她也沦为政治漩涡中的牺牲品。但最令人震撼的并非遭遇本身，而是她叙述时的神情——语调平缓，偶尔停顿，仿佛在讲述别人的故事。
导演王兵显然深谙真实记录的力量。他没有刻意引导情绪，也没有用剪辑技巧渲染悲情，只是安静地将话筒交给这位幸存者。影片后半段，当她谈及与丈夫分离的场景时，指尖无意识摩挲着沙发扶手的细节，比任何台词都更具穿透力。这种克制的表达方式，反而让历史的沉重感更加鲜明。
整部电影像一场漫长的证词。没有配乐干扰，没有场景还原，甚至连基本的戏剧冲突都被弱化。但正是这种极简主义风格，让观众得以直面最原始的历史记忆。当片尾字幕升起时，那句“既是痛苦的呐喊，又是如释重负的叹息”突然有了具象意义。这不是一部适合娱乐的作品，它更像一扇窄门，通向那些被时代洪流裹挟却依然保持尊严的灵魂深处。